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紫砂里程碑 | 供春(二)

本文转自 闲品阳羡 公众号

树    瘿


徐先生还有一个论述,说金沙寺内的古银杏树未结树瘿,所以不能为供春提供参照。又说是黄玉麟在长兴见到的一棵古银杏树的树瘿,为苏州吴大徵“创制”了十余把树瘿壶。后来,又有人故意捉弄储南强,又做了假供春壶。


看到这些奇怪的表述,我真想笑,这里边的逻辑是非常离奇的。

徐先生怎么知道金沙寺内的银杏树未结树瘿?

供春就一定未见到过杏树树瘿?

黄玉麟又怎么见过长兴的树瘿?

黄玉麟既然“首创”了树瘿壶,为什么又误以为是苦瓜?

是谁故意捉弄储南强而做假壶?又引他到地摊上买到了这把假供春壶?


徐先生也许真的没有见到过树瘿,而吴仕及书僮倒是有机会见过树瘿的。宜兴人都知道,周铁镇老城隍庙门前就有一株古银杏树,据说是孙权母亲所植,树龄已达1800多年。此树位于东塘河(北蠡河)东岸,是去往百渎口、沙塘港的一座自然航标。这棵白果树中段就结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树瘿,恰似一个虔诚拜道的童子。细审树瘿表面的纹理,与现在存世的“供春壶”壶身的纹理极其相似。

为什么要举这棵树为例子来说明问题呢?


史载,吴仕的嫡师是杭泽西。《颐山私稿》卷五里边有《奉寿大中丞双溪先生杭公七十序》一文,其中有“既登吾师大方伯泽西夫子之堂”之句,说明此事不假。杭泽西就是杭济(1452-1534),字世卿,号泽西。弘治六年进士,官至福建布政使。而杭氏世居宜兴百渎口(今周铁镇分水墩)。吴仕《颐山私稿》里不止一处说,他曾到恩师家里去看望。无论从宜兴去百渎口,不是从湖㳇去百渎口,周铁城隍庙是必经之地。可以肯定地讲,吴仕及书僮不止一次地见到过这棵白果树,不止一次地见过这个巨大的树瘿。


当然,本人转弯抹角地引证吴仕及书僮看到过树瘿,并不是说金沙寺的这棵白果就没有树瘿。据专业人士解释,树瘿的形成有两种,一是树木受到真菌或害虫侵害,局部细胞增生而形成的。另一种是是因为秋冬季节时,树木营养回哺根部时,因受到某种阻碍,营养停留在树干某一部位而形成的。


金沙寺的这棵白果是不是遇到过这种情况,我们不得而知,但贸然讲这棵树没有树瘿、或者讲白果树不长树瘿,都是不科不正确的。徐先生讲供春没有白果树树瘿作参考,此论是立不住脚的。


朱昌    吴騆

徐鳌润先生在论述供春的文章中说:“吴仕书童真名朱昌,而‘供春’为壶铭绝非人名。” 这句话有一个蕴含前提,就是吴仕只有一个书僮。这也是十分贸然的说法。

关于朱昌,宜兴旧志“轶闻”里曾引用过《吴氏手钞》的两记载:

1、吴颐山仕,正德丁卯(1507)发解南畿,试录即以元卷改作程,而文肃公俨是科典试北闱,首程实出其手。兄主北,弟冠南,两京程序出自一家,一时传为盛事。颐山历官学政,预决元魁十不失一。河南尚维持父以事系狱,维持侍父囹圄,不得就试。按君某来监,临问颐山曰:“今科举子何人是元?”答曰:“无出尚维持之右。”按君查册,尚无名。即行牌提取应试,迨发榜,尚果第一。联捷,官御史。来巡江左时,颐山已逝,有嗣子谋害公孤,家人朱昌等诉状,尚亲至颐山公宅,升堂悬遗像拜哭,即为分析遗产,孤始得成立。[重刊宜兴县旧志/卷末/轶闻]
2、颐山旧仆朱昌为公所倚任,后卒赖其力,门户以全。朱有子三,长本吴,入籍杭,万历丙辰进士,后官陕藩。次宗吴,甲午举人,德安知县。三怀吴,庚子举人,邵武同知。[重刊宜兴县旧志/卷末/轶闻]
明代陈建《皇明通纪》中记载:吴仕侧室潘氏,常州东厢下里潘耆女,四省提学副使吴仕年六十无嗣,于嘉靖十九年(1540)七月聘为侧室,时年一十七岁。至嘉靖二十四年二月,仕身故,氏生子敦复,仅八月,时年二十二。仕先有嗣子,包藏祸心,谋刃敦复,兼逼嫁。氏引刀自决,以死自誓,抱子襁褓中,十余年不出户外,而子得成立,寻荐贤书,后不幸复先亡。遗孤士贞等俱在龆龄,值族凶游棍,结连巨室,飞祸构之,其家几破。氏号天御侮,诎体哀求,事虽蒙白,竟以忧卒。年七十四,守节五十三年。


据《宜荆吴氏家谱(济美堂)》记载,吴仕的生卒年是1481-1545,丁卯(1507)年27岁中解元,甲戌(1514)年34岁举进士,卒年65岁。吴仕去世时,侧室年仅22岁,孩子敦复仅8月,嗣子,包藏祸心,谋刃敦复,兼逼嫁。吴仕在河南所取士尚维持巡按江南,为其主持公道,终于留下一脉。吴仕生前所立嗣子吴騆,即其弟吴佶之子。此案是吴氏家族史上的一大“丑闻”。旧志所说此案由朱昌等申诉,似亦有据。

 

江南通志中也记载:吴仕妾潘氏,宜兴人,夫亡子敦复尚在襁褓,抚之成立,至万历癸酉举于乡,又早卒,敦复妾沈氏,生子士贞,能与姑拮据御侮,教子成进士,旌曰“一门双节”。[江南通志/卷183/人物志/列女]

 

照志书、家谱记载,朱昌为吴仕的侧室和幼子申诉,当在1545年、1546年左右。如果朱昌就是吴仕金沙寺读书时的僮,那么当时的年龄不会太大,假如算是17岁,比吴仕小10岁,这个书僮约出生于1490年左右。

 

朱昌有三子,分别叫本吴、宗吴、怀吴,似乎与吴氏感情深厚了。宜兴旧志科举志中记载:


万历二十二年(1594)甲午举人,朱文教,浙江中式,更名宗吴,德安知县;

二十五年(1597)丁酉举人,朱文启,浙江中式,更名本吴,丙辰(四十四年,1616)进士。

二十八年(1600)庚子举人,朱文敬,浙江中式,更名怀吴,邵武同知。

 

同样,宜兴旧志人物志中记载:

吴騂,吴仕子。嘉靖时例仕,鸿胪寺序班。

吴敦复,万历元年(1573)癸酉举人,仕子。

吴贞彦,万历三十四年(1606)丙午科举人,仕孙,乙丑(1625)进士,更名士贞。

 

朱本吴(文启)是举人、进士及第,两次考试相距10年,如果是40岁中举人,那么应该是1557年出生。1557年为嘉靖三十六年,时吴仕读书时的书僮朱昌约有67岁。朱昌有三个儿子,说明他们都是年近古稀的父亲所生?再假如,朱本吴是30岁中举人,那么,他父亲生他的时候约是75-80岁。这个事情,应该说不合常理。


再说,吴仕遗孤吴敦复中举人,比朱昌儿子中举人还早了20多年,就算是朱昌也是60岁得子,还相差一辈人。


唯一合理的解释是:当年陪吴解元读书的书僮、也就是学做茶壶的那位“供春”,和后来帮吴氏遗孀、遗孤申诉的“朱昌”,不是同一人。两人至少相差25-30岁。徐老先生的含混讲法,明显是张冠李戴。


我在清初邑人刘铿的《桑梓见闻录》里看到过一篇文章,叫《臭鹅子地》,讲的就是朱昌和吴仕的恩怨。大意是:


吴仕年老之后,行动不便,要为自己寻找安葬之地。后来就请朱昌和勘舆(看风水的)一起去寻找。勘舆找到两块地,一块是西石亭(现人民医院新址),一块是在张渚山里。吩咐朱昌在冬里在两地分别埋一鹅蛋,到春天去取出,看看结果。后来,朱昌依计而行。张渚之地的鹅蛋孵出了小鹅,而石亭的鹅蛋已经臭了。朱昌在向吴仕禀报时,故意讲反了,并说,自己母亲年事已经,也想寻找坟地。吴仕将张渚之地送给了朱昌,而自己最后安葬于石亭。结果,朱氏一门昌盛,三子都中高第。后来事发,吴家将朱昌告到巡按尚维持处,尚判决要求朱氏三子都改姓吴,朱氏不肯,只是改了名字,所以叫“本吴、宗吴、怀吴”。


刘铿这个故事看,似乎更加符合情理。而故事里的朱昌,应该比吴仕年轻得多。联系陈建《皇明通纪》中的记载,这个案子是吴氏侧室潘氏拼了命“自诉”的,而这个朱昌,倒有点象族内人勾结的“巨室”,意在谋取吴氏家财。大家注意到,朱昌三子都改籍“杭州”,没有点家财势力,在当时办不到的。

 

在这个故事中,吴佶、吴騆一家的为人,也可以想见。最后竟然到了想杀死遗孤、逼嫁遗孀的地步,简直没有一点人性了。

 

看到徐鏊润老先生的说法,我一直不敢相信是出于一个“文史馆修纂”之手,多次向徐秀棠先生、潘持平先生请教。两位先生告诉我,老徐的讲法是瞎讲讲的,他们也不知道来龙去脉。秀棠先生告诉我,可能是老徐的臆想。持平先生讲,老徐在他跟前讲过,许多说法只是老徐的“想当然”。

 

想要弄清被颠倒的历史,比什么都困难。我相信徐鏊润老先生本出无意之中,但宜兴一地有许多人则真的将其奉为圭臬。徐老先生的做法,不知其背后有没有什么名利驱使,但现目今看到的宜兴的紫砂文化、紫砂文史中,充斥着各种移花接木的故事、道听途说的传奇、自吹自擂的标榜。而这些内容中,许多东西仍左右着人们的视野、误导着业内的美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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